2026年2月12日，中国渔船“琼东渔11998号”（亦有报道称船号为闽晋渔057XX）正在长崎县五岛市女岛西南约170公里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这里是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渔场，但也是中日之间存在海洋权益主张重叠的敏感水域。
上午时分，日本水产厅的执法船突然出现，而且一来就是四艘。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四艘船分别是“白鸥丸”、“那之津”、“武藏”和“白萩丸”。 它们从不同方向逼近，对“琼东渔11998号”形成了合围之势。 日方通过无线电反复向渔船发出停船命令，声称该渔船已经进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要求其立即停止作业并接受检查。
渔船方面可能感到了危险，试图调整航向离开该海域。 这一举动被日方解读为“无视停船命令并试图逃跑”。 日本执法船随即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行动，在警告无效后，执法人员强行登上了中国渔船。 控制住渔船后，日方逮捕了47岁的船长郑念礼（亦有报道称郑念力），并将他带到了日本执法船上进行单独询问。 船上其余10名中国船员则被限制在渔船内，行动自由受到监控。
展开剩余83%日本方面对此次行动表现得非常高调。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对外发表谈话，强调这是“正当的执法行为”，并表示将依据日本国内法《渔业主权法》进行“严正处理”。 日本媒体也跟进大肆报道，重点渲染了出动四艘船进行“包抄围堵”的“高效”与“果断”，意图塑造日本坚决维护海洋权益的形象。
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中日两国在1997年签署、2000年生效的《中日渔业协定》，双方在东海北部设立了一片“暂定措施水域”。 协定第七条规定，在这片水域内，缔约各方对从事渔业活动的本国国民及渔船采取管理措施，不对另一方国民及渔船采取管理措施。
通俗讲，就是“谁的船谁管”。 事发地点虽然不完全在暂定措施水域内，但就在其边缘附近。 中方认为，该海域的渔业活动理应受到《中日渔业协定》框架的约束，日方依据其国内法进行单方面的登临、检查和扣押，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违背了协定的合作精神。
中方的反应来得非常快。 2月13日，也就是船长被扣押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便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事作出了正式回应。 发言人明确指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遵守中日渔业协定，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民，确保其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并强调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这番表态定下了中方交涉的基调：事件是渔业协定框架下的问题，日方行为不当。
几乎在外交部发声的同时，中国驻日本福冈总领事馆的领事保护机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 总领馆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与日方相关机构取得了联系，提出严正交涉，并派遣领事官员前往现场处理。 领馆官员与日本水产厅等部门的人员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判。 谈判中，中方官员反复向日方阐明立场：事件海域涉及协定水域，日方的单边执法行动不具有合法性，应立即无条件放人放船。
面对中方迅速而强硬的外交和领事压力，日方的态度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他们最初的算盘可能是想通过扣押渔船、处罚船长，来彰显其对所谓“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并收取一笔罚款作为“战利品”。 但中方的组合拳让他们意识到，继续扣人可能会使事态升级，引发不可预料的外交连锁反应。 日方需要找一个既能保全颜面、又能尽快给事件降温的台阶。
于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被提了出来：日方同意以“支付保证金”作为释放船长的条件，但接受中方以提交“书面担保”的形式来履行这一条件，而不是要求现金立即到账。 这份书面担保文件，实质上是一份由中方相关方面出具的、承诺后续将支付相应款项的保证书。 它给了日方一个对外宣称“依法办事、对方已提供担保”的借口，但实际上，这份文件缺乏强制执行的牙齿，更像是一个让双方都能暂时下场的“道具”。
郑念礼被日本执法船送回了“琼东渔11998号”。 船长一归船，渔船没有丝毫耽搁，立即起锚，调转船头朝着中国方向全速驶离，以避免夜长梦多，再次节外生枝。 船员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直至渔船安全驶离日方主张的海域范围，大家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最终，渔船在2月14日凌晨安全返回了中国港口。
事件看似以“扣押-交涉-担保-释放”的流程迅速落幕。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处置“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现了我国维护海洋秩序的决心”，试图为事件画上一个“胜利”的句号。 日本媒体的报道热点也从最初的“成功扣押”转向了“依法释放”，对事件的关注度逐渐降温。
这场“执法秀”还有一个尴尬的尾声。 几天后，当日本相关部门按照程序去核对那笔作为释放条件的“保证金”是否到账时，却惊讶地发现，相关的银行账户里没有任何新款项入账。 那份被当作关键条件接受的“书面担保”，并没有自动转化为真金白银。 日方内部进行了多次核对，确认这笔预期的收入为零。
原因在于，中方的立场是连贯且清晰的：既然事件发生在《中日渔业协定》相关的背景下，日方的扣押行为本身就不具正当性，因此所谓的“保证金”或“罚款”自然没有支付的基础和必要。
那份书面担保更多是外交交涉过程中为解决“放人”这个当务之急而采取的技术性处理，日方想以此作为追索经济利益的凭证，在法律和外交实践上都难以实现。 有日媒事后分析称，担保文件的措辞可能比较模糊，并未明确约定支付的具体时限和违约后果，使得日方后续追索缺乏着力点。
这意味着，日本水产厅此次兴师动众，出动四艘大型执法船，耗费大量燃油、人力及时间成本，在海上进行了一场高风险的拦截、登临、扣押行动，最终在经济收益上颗粒无收。 有日本内部报告直言，这次行动“展示了决心，但在经济上是赔本的”。
被扣押的船长郑念礼回国后，很快重新回到了渔业生产工作中，这次事件对他的直接影响有限。 他和船员们的经历在沿海渔业圈里流传开来，许多渔民更加意识到，在敏感海域作业时，清楚了解相关国际协定和边界线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保护能力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日方从政府到媒体，在事件高潮时高调宣扬，但在发现保证金落空后，却选择了低调处理，没有就此进行大规模的追问或炒作。 一方面，继续纠缠“钱没到账”这件事本身会暴露此次行动的徒劳和决策瑕疵，有损颜面；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在当前的东海力量格局和双边关系背景下，过度炒作此类事件可能引发中方的进一步反制，得不偿失。
相比2010年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国渔船扣押事件（当时船长被扣长达17天），此次事件的处置过程显得更为短促和克制。 这反映出双方在处理海上摩擦时，尽管博弈激烈，但都更倾向于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其升级为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危机。
整个事件从2月12日的扣押，到13日的紧急交涉与释放，再到数日后日方发现经济目的落空，过程紧凑得像一部节奏鲜明的短剧。 日方初始的政治与法律意图明确，但中方的快速、有力且基于规则的反制，打乱了其预设的节奏。 领事保护的及时介入，让日方切实感受到“扣人容易放人难”的压力。
最终，那份书面担保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宜之计配资网首，而日方急于给事件降温的心态也可见一斑。 事件暴露了日本在东海这类存在争议且受双边协定约束的海域，进行单边“维权执法”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姿态可以强硬，但往往难以持久，最终常常需要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实质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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